“分子诊断和组织学病理诊断不可分离，两者在肿瘤诊断中地位相同……”

　　《肿瘤瞭望》：分子诊断在临床肿瘤发挥怎样的作用？

　　Michalopoulos教授：以脑肿瘤举例，有脑胶质瘤，分为四个亚型，还有形状细胞瘤、室管膜瘤脑室瘤、少突神经胶质（细胞）瘤等，分型依据主要建立在显微镜下的形态学标准。有时应用这些标准会遇到比较模糊的情况，比如到底是少突神经胶质（细胞）瘤还是脑胶质瘤，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斑马”名称开始出现，鉴于形态学和过去的标准，很难形成诊断。然后人们发现有基因（突变）和脑肿瘤相关，并发现了最常见的相关基因。那么可以根据发现的基因异常而不是现有的诊断名称，来提供治疗的方案。治疗的药物选择不是根据疾病名称，而是根据哪个靶向基因和对应的蛋白质。这个变化很突然。国际性的医疗组织，如加拿大美国病理学会在2016年年会上宣布，从此脑肿瘤不再采用基于希腊语的命名，而是根据基因特性分型。这是个巨大的变化。

　　我在临床曾遇到一例胰腺导管癌病例，病变侵袭胆管和十二指肠乳头。通过所有已知肿瘤基因的芯片测试，意外地发现其HER-2/Neu阳性，其他标签为阴性。HER-2/Neu基因主要与乳腺癌（胃癌）有关，在胰腺癌检测到其表达比较出人意外。基于这个发现，患者就能够采用抗HER-2的靶向治疗。这是一个胰腺癌患者采用乳腺癌治疗药物的例子，也是该领域出现交融的例子。因为很多不同癌肿存在相同的基因异常，我们不认为针对某个基因异常的药物只能用在某特定肿瘤上，如果其他肿瘤也发现了相同的基因异常，应该也能应用该种药物。所以这改变了当前癌症治疗的观念。我们会检测所有可能的肿瘤基因，或许未来某个时候，我们可以对全基因组进行检测。但是，目前为止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实验室都还不能对人类全基因组检测做到无误差。当今是通过多基因芯片技术进行检测，然后针对基因异常采用靶向药物治疗。分子诊断尤其在形态学诊断不确定的情况下，更能发挥作用。分子和组织学病理诊断不可分离，两者在肿瘤诊断中地位相同，并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共同进化。

　　“因为UPMC病理细分的亚专科诊断规模，我们能够服务中国患者……”

　　《肿瘤瞭望》：UPMC病理诊断的优势是什么？

　　Michalopoulos教授：过去肿瘤病理的疑难诊断依赖于领域内的少数病理“大师”。近40年以来，我们对疾病发病机制的了解突飞猛进，疾病的数量至少增加了5倍之多。病理医生不仅需要对疾病是否可以治疗做出诊断，还要根据癌症预后特征做出诊断。在任何一个医院，不存在一个病理医生可以诊断所有疾病；或者说现代没有哪一个病理医生可以是所有疾病的专家。过去的5~10年里，不管是基于免疫组化染色还是基因检查分析，客观性的诊断标准已经形成，我们不再需要所谓的大师，我们需要专业细分的病理专家。他们对更专科的疾病种类了解更多。比如乳腺癌或者细胞学病理专家，他们需要了解自己领域内深入的专业内容。在规模小的医院，建立这样细分的病理亚专科诊断是不可能的，而UPMC可以做到。UPMC拥有25家医院，包括4个学术性大医院，分别为2个成人、一个妇科和儿科专业医院，这4家大医院建立了统一、精细的亚专科诊断。例如我们仅外科病理就有15个亚专科。25个医院的共120名病理医生由病理系中心统一领导。下层中小医院如有疑难病例就会送到病理系中心各相应的亚专科病理专家会诊。这样就优化集中了资源，从而使25个医院的所有疑难病例都可有UPMC的各亚专科病理专家做出精准诊断。

　　正是因为UPMC病理细分诊断规模，我们不但服务方圆数百公里的患者人群，我们还能够服务国际，包括中国、意大利、爱尔兰和印度的患者。通过数字病理技术，我们和中国的金域医学已经有着5年的合作成功经验。当中国国内基层医生有疑难病例，通过金域的数字化病理平台，扫描切片图像，由UPMC病理中心相应的亚专科病理医生做出诊断，给中国病理医生做参考，从而为中国患者提供“第二病理咨询诊断”服务。希望数字病理技术能够进一步发展，从而尽快建立全球可以统一的病理诊断网络，使UPMC能够服务全球更多患者。

　　George K. Michalopoulos教授专家简介

　　Michalopoulos教授是世界著名的肝脏病理专家，已担任UPMC病理系主任二十余年，并曾任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院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肝脏再生的起始和终止机制及与肝癌的相关性，共发表科研论文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