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琴教授：首先纠正一下，并不是时间跨度更长。在2019年，我们在JHO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2006-2016年我国淋巴瘤的流行病学数据、发病情况、病人的死亡率等。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因为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在淋巴瘤领域、骨髓瘤领域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关于肿瘤方面的一些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癌症中心，大家根据各个地方的上报点的数据来汇总。这里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是时间滞后，比如今年发表在CA上面的文章，分析的都是5年前的数据，这是一个缺陷。其二是各个地方上报，因为上报源的水平、质量不可控，可能存在上报错误。其三是上报点情况不一定能代表我们国家真实的肿瘤的发病情况，这些上报点可能比较集中在人口密集的省份或者城市多，尤其是淋巴瘤、骨髓瘤。这也是我们和国家疾控中心（CDC）慢病中心进行合作的原因。

当时能拿到的数据主要是2006年到2016年的数据，后来我们就总结了那篇文章，分析了从2006年到2016年淋巴瘤的流行病学的情况和疾病负担情况，主要分析了2016年这一年淋巴瘤的具体发病情况、病死率和生存情况。

此外，我们还对2006-2016年这十年的数据又进行了趋势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淋巴瘤的发病率包括霍奇金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均有一个缓慢的上升的过程。哪个年龄段的病人更容易得淋巴瘤呢？非霍奇金淋巴瘤都是45岁以上的病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出现免疫功能的缺陷，所以更容易患淋巴瘤。这是我们之前没有的信息。

我们对2006年到2016年的数据我们做了生存情况的分析。从病人的死亡情况可以看出，对于东部经济状况好的地区，因为诊疗水平的提高，病人的生存情况得到了改善。对于那种比较偏远的地区，生存情况没有那么好。这篇文章是目前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数据。

2019年，我们能拿到了国家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分析了2019年中国淋巴瘤的发病和死亡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淋巴瘤的发病和生存情况也就只有这两篇文章。目前这些数据，包括在JHO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最近2019年我们幻灯里面的数据应该是来自中国最全的一部分数据。

宋玉琴教授：这不是一个趋势的问题，对于2006年到2016年那一组数据，我们这一次只是分析了到2019年这个时间截点的数据，大体可以看得出来，淋巴瘤的发病率可能在逐渐增加。2019年和2016年这两年的数据相比，无论是霍奇金还是非霍奇金淋巴瘤，病例数明显增加了。病人的死亡情况：应该说从2006年到2019年，霍奇金淋巴瘤的病死率达到了基本控制的状态外，与全球的其他数据相比，没有更高的提升。对于整体病人来说，治疗观念有了显著提高，病人的生存情况得到了改善。

宋玉琴教授：基本上来说，我国淋巴瘤流行病学特点与全球相似，随着年龄的上升，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发病率升高。相对来说，可能男性占比要高一点，女性在疾病肿瘤谱可能排到第9位、第10位，男性排在第8位、第9位。我们国家淋巴瘤不是一个常见病，而在发达国家淋巴瘤占到了所有肿瘤发病谱的第5位、第6位。

从地域上来说，我们这次的数据分析用了SDI（社会人口指数）这样的一个指标来判断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发展程度。高的SDI意味着这个地区、这个省份相对经济状况比较好、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医疗条件也比较好。用这个指标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得出来，SDI高的往往都是那些发达的省份。这些省份淋巴瘤的发病情况也会比较高。但死亡情况正相反，越是这种SDI比较高的，医疗条件比较好，大家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反而死亡情况要下降，病人的生存情况会得到改善。

发病率也是跟一个省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成正比的，跟死亡率成反比的。在全球，越是发达国家，淋巴瘤的发病率越高，治愈率和生存情况反而会更好些。对于霍奇金和非霍奇金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的发病率很低，它的治愈率非常高，就算是晚期霍奇金淋巴瘤治愈率也都在2/3以上，与非霍奇金淋巴瘤相比，霍奇金淋巴瘤的疾病负担自然低。在费用上和疗效上霍奇金淋巴瘤都是占优势的。全球来说，霍奇金淋巴瘤的治愈率都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在90%左右。

我们国家的淋巴瘤一定要说与国际上有何不同，那就是我们国家T细胞淋巴瘤、NKT细胞淋巴瘤占比比较高，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从国家疾控中心和国家癌症中心得到的数据都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很多病例都没有报淋巴瘤的亚型，44%的病人只报一个非霍奇金淋巴瘤，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进行分析，没办法确定是B细胞来源还是T细胞来源的，具体亚型是什么。对淋巴瘤的病理类型而言，我们跟全球相比仍存在不足，数据也欠规范，造成无法进行疾病分析。然而大体上来说，我们国家是外周T细胞淋巴瘤、NKT细胞淋巴瘤的占比较高，且整体生存情况不乐观，因为外周T细胞淋巴瘤、NKT细胞淋巴瘤本身的治愈率和生存情况本身就比较糟糕。

宋玉琴教授：我国最早的PD-1抗体上市大约在2018年。像维布妥昔单抗去年才上市，之前在中国做了20个病人的临床试验。对于非霍奇金淋巴瘤，既往CAR-T做的也很少。在中国CAR-T是2014年以后的事情，也是小规模的做。双特异性抗体、BTK抑制剂、BCL-2抑制剂一个都没有，临床试验也没有。所以，2006年到2016年新型药物疗法在我们这个数据里没有任何的优势，没有任何价值的体现。除了利妥昔单抗那个时候再中国已经上市了，其他新药都没有。

我们都是依靠传统化疗加上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方式治疗。霍奇金淋巴瘤的患者在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很好的治愈效果。非霍奇金淋巴瘤在2016年之后其死亡情况就达到了一个平台期，没有再继续提升了。所以，不能说我们所有的治疗效果都归因于新药。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说新型疗法就改变了整个淋巴瘤的生存情况。如果要问未来新型疗法的价值是什么？这些新的治疗方法的上市，如果我们正确合理的使用，可以让那些得不到很好疗效的病人得到进一步的治疗效果的提升。这点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的新药的临床试验，就是希望这些药物的上市，对那些预后不良的病人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让整体的生存率和治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

对未来中国淋巴瘤的流行病学疾病负担而言，因为它涉及总体人群的生活状态、意识、经济发展等综合性问题，我们很难大幅度的降低发病率。但是诊断方面实现提高是可行的，国家卫健委专门有一个针对淋巴瘤的亚专科建设，我们希望借助于亚专科建设能够提高病人的病理诊断水平。在亚专科建设方面，提高所有诊疗规范，从而提升整体病人的生存情况。这是一个全程管理，护理团队、临床团队的合作能够让病人的整体生存再进一步的提升。相信，未来我国淋巴瘤的疾病负担或生存情况肯定会得到改善。这也是国家卫健委重点推出的项目，今后三年这是我们重点要做的事情。

未来，在流行病学方面，我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卫健委淋巴瘤亚专科项目，以获得更新、更准确的流行病学数据，在新药研发、科研、专科建设、医保投入等方面为国家提供一些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