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切除是目前肝癌治疗的最有效方案，近年的技术暴发和药物迅速进展使肝癌外科治疗格局在悄然改变，新辅助治疗和术后辅助理念逐步深入临床。不可切除HCC患者在药物治疗后，获得降期并行手术切除的比例将会大大增加，肝癌手术切除适应证将进一步扩大；合并远处转移的HCC患者，可在原发病灶行手术切除的同时通过全身治疗药物进一步控制，从而延长生存；新型系统治疗药物的出现结合传统治疗，将会进一步降低术后复发风险。

此外，肝癌是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且80%~90%患者合并基础肝病，即使是早期肝癌，血液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的阳性率就已能达到50%~60%。抗病毒治疗有利于改善肝脏功能与环境（即改善“土壤”），从而改善患者预后，在肝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钦伦秀教授介绍，已有研究数据证实，抗病毒治疗一方面可以降低病毒性肝炎、慢性肝病和肝硬化患者的肝癌发生率，另一方面可降低HCC根治术后的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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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ASCO-GI 2021会议公布的IMbrave150最新生存数据，平均随访时间15.6个月，全球人群“T+A”组中位OS为19.2个月，显著长于索拉非尼组的13.4个月，降低34%死亡进展风险；“T+A”组和索拉非尼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分别为6.9个月和4.3个月，疾病进展风险降低35%。此外，“T+A”组的ORR达30%，其中25例受试者达完全缓解（CR），中位持续缓解时间（DOR）为18.1个月（14.6～NE）；对照组索拉非尼ORR为11%，1例达CR。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人群亚组中，接受“T+A”治疗的133例中国受试者中位OS达到突破性的24个月（17.1～NE），对照组索拉非尼为11.4个月（6.7～16.1），降低患者47%的死亡风险（HR：0.53，95%CI：0.35～0.80）。

钦伦秀教授表示，“T+A”相比其他方案的OS优势突出，正影响着当前肝癌治疗模式。“肝癌是一类疾病进展很快的肿瘤，不允许我们在选择方案上有所延误，特别是对于中晚期的患者，所以一旦诊断明确，需要及时为患者选择最有效的治疗方案。”而“T+A”的突出OS优势已获证实，当之无愧我国不可切除HCC患者的一线治疗首选。

此外，“T+A”治疗未来可能使获益人群前移和扩大。例如，为新辅助治疗带来更多可能，降期转化使更多患者获得手术机会、术后复发率降低，同时患者的生存时间也会进一步延长。据钦伦秀教授介绍，“T+A”正在开展全球Ⅲ期临床试验以探索用于术后复发高风险肝癌患者的疗效（TALENT-ACE研究），“希望取得好的结果，作为外科治疗的补充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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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靶向治疗（分子靶向和免疫靶向）均存在耐药现象，无论是原发性耐药或继发性耐药，当原先系统治疗进展后需要选择更换药物，“我们不会嫌弃现在的药物选择更多了，我们希望它越多越好”。一线治疗进展后需要二线或者三线及时跟上，所以希望有更多的药物选择，因为治疗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线、二线和三线的界限会非常模糊，呈现交替序贯现象。因此，从该层面来讲，对肝癌的治疗能够选择的药物越多越好，不同的序贯治疗方案均有可能对患者产生获益。

“T+A”有如此好的效果，临床治疗的目标是否需要调整，例如降期转化为可切除，还是用药延长生存？钦伦秀教授表示，降期目标不适合所有患者，大部分还是延长生存期，因为对于肿瘤很晚期、广泛扩散的患者，如此高的降期期望不太现实；只有少部分患者通过药物治疗能实现降期转化为可切除，这部分能达到三之一就已经非常令人欣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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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我国肝癌患者总生存方面，凝结了多代人的努力。15年前在汤钊猷院士、吴孟超院士、郑树森院士、王红阳院士等倡导下，向国家提交“集成式开展肝癌研究”的建议书，申请成立国家肝癌科学中心，集中优势力量研究肝癌的诊治和预防，目标为将肝癌生存率提高5%。通过“十一五”、“十二五”以及“十三五”课题攻关的不断努力，医生综合诊治水平在提升，早期肝癌的诊断比例也在提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肝癌5年生存率提高到15%”的目标有望在历史新时期实现！

随着“T+A”引领的肝癌免疫治疗3.0时代的到来，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但就目前我国肝癌防控形势而言，依然严峻。据2020年WHO数据，我国肝癌患者分别占全球新发和死亡病例的45.1%和47.0%。从肝癌5年生存率看，欧美及日本地区远高于我国，例如可行手术治疗、获得较高生存率的早期肝癌，日本的确诊比例为30%～50%，而我国仅为20%，其中还不乏扩大手术适应证的患者。所以，钦伦秀教授希望未来5～10年之内，药物疗效能够加倍，同时副作用减半，使更多患者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