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瞭望》：目前大多数的靶向药物都是依赖于不同的分子分型，即“一种药物一种检测”（One drug，One assay）的模式，比如基于EGFR、ALK驱动基因突变靶向药物。那么PD-1通路抑制剂有哪些类似的、具有生物预测价值的分子免疫组化分析？

 

李媛教授：根据NCCN指南，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一线治疗前需要检测驱动基因的突变状态，如EGFR、ALK、ROS-1以及BRAF等，根据其突变状态选择相应的靶向药物，可以从靶向药物中获益。而对于没有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应该进行PD-L1免疫组化检测。DAKO 的PD-L1 22C3免疫组化检测在肿瘤细胞大于50%的高表达患者中，可以一线选择应用pembrolizumab进行肿瘤免疫治疗，其效果明显优于化疗。

 

《肿瘤瞭望》：从您的介绍及现有的研究资料看，PD-L1免疫组化可能是筛选患者做免疫治疗的有效生物学标志物之一。请您具体介绍一下PD-L1免疫组化检测在PD-1抑制剂中的预测价值？

 

李媛教授：目前PD-L1免疫组化检测的主要用于预测PD-1抑制剂的疗效。CheckMate-012、KEYNOTE-001等多个临床试验数据均表明患者对PD-1抑制剂的客观缓解率与PD-L1水平呈正相关。KEYNOTE-024研究中在PD-L1 >50%，即在PD-L1高表达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Pembrolizumab比化疗具有明显的获益优势。除了PD-L1表达水平作为预测因素外，目前还有TIL、肿瘤突变负荷及免疫相关基因水平等被提出用以预测PD-1抑制剂的因素，但均尚缺乏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

 

《肿瘤瞭望》：各类的PD-1通路抑制剂都有其各自不同免疫组化试剂，比如Keytruda用的是22C3，其判定方法是肿瘤细胞中的PD-L1表达>50%。请您介绍一下目前PD-L1主要的免疫组化检测方法有哪些？如何评价抗PD-L1免疫组化的最佳判定方法？

 

李媛教授：目前PD-L1免疫组化检测有四种方法：22C3、28-8、SP263和SP142。四种免疫组化抗体分别在两个免疫组化平台DAKO和Ventana进行检测。22C3、28-8、SP263这三种抗体只评价肿瘤细胞，而SP142抗体即要评价肿瘤细胞，又要评价免疫细胞。另外，每种抗体评价的阈值也有所不同。蓝印计划以及德国的一致性研究就是旨在探明四种免疫组化抗体检测PD-L1表达是否具有较高的一致率。结果显示28-8，22C3和SP263在检测肿瘤细胞染色一致性上有较高的相似性。SP142染色阳性肿瘤细胞比其他3种抗体少，呈明显偏离状态。我们知道PD-L1 22C3抗体免疫组化检测在肿瘤细胞大于50%的高表达患者中，可以一线选择应用pembrolizumab，这也是目前唯一的一线治疗的PD-1抑制剂。因此我们说 DAKO的22C3抗体是金标准，SP263 和28-8 吻合度较高，而SP142明显偏离。

 

专家简介

 

李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病理科主任助理

 

学术任职：上海抗癌协会分子靶向与免疫治疗专委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分子肿瘤与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CSCO青年委员；上海抗癌协会实体肿瘤聚焦诊疗委员会委员；CNAS评审员

 

从事肿瘤病理诊断工作17年，  尤其擅长胸部肿瘤的病理诊断。曾于2005-2007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印第安娜大学医学院学习，2014年赴美国MSKCC和Cleveland Clinic病理科进修。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发表国内外学术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