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举办的2023世界肺癌大会（WCLC）已于9月9~12日在新加坡隆重召开，胸部恶性肿瘤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科学各领域6000多名专家、学者交流并展示了各领域前沿进展。在WCLC大会现场，《肿瘤瞭望》特邀伦敦国王学院癌症政策研究所所长Richard Sullivan教授对全球肺癌相关医疗技术及政策发展相关内容进行讨论。

Richard Sullivan教授：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内的顾问角色对于了解高级别政策制定者的思考方式至关重要。在联合国体系中，我们通常涉及各种政策问题，不仅仅是癌症，还涉及到非传染性疾病以及发展、性别和健康之间的权衡。作为顾问，了解和清楚高级别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了解宏观政策制定和推动的驱动因素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反过来也会影响具体研究方向及策略的确定，为未来长期的探索性的研究项目的搭建奠定基础。同时还可以向高级别政策制定者提供实时的关键情报，以匹配他们的时间计划，实际上可以根据他们的时间表影响他们工作进度和日程安排。在学术界，我们经常与高级别政策在方向和实时性方面不完全同步。因此，作为顾问能够使我们实时关注他们的需求，同时在双边的关系协调中也能够接受一定的挑战。

 

Richard Sullivan教授：七年前，我们团队很荣幸主导了一项关于全球癌症手术未来发展的项目，结果发表在了《柳叶刀肿瘤学》（《Lancet Oncology》）杂志。其中一个主要发现是癌症外科手术人员容量和能力存在巨大缺口，包括普外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和麻醉医生。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将需要技术来增强外科医生的教育和培训，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现在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主要技术之一。当我们谈到VR时，它主要应用于微创手术和机器人手术，价格非常昂贵，主要集中在高端手术的应用上。而在低收入国家，大多数手术仍然是以传统开放方式进行的，需要开发的是一种新形式的VR技术。因此，我们与各国领域内专家共同合作，为盆腔开放手术开发了开源虚拟现实手术模拟。目前非常关键的是，我们看到低、中收入国家宫颈癌的诊断数量大幅增加，特别是在盆腔下段手术领域，我们开发了第一个开源、免费可用和负担得起的虚拟现实手术模拟，用于全腹子宫切除术，效果非常明显，已经在赞比亚试用，得到了很积极的结果反馈，这个结果也将很快发表。它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可负担得起的虚拟现实平台，我们也希望这个技术将来可以适用于更多其他的外科手术，如乳腺、结直肠手术等。

Richard Sullivan教授：我们看到，目前世界各地都非常关注癌症药物的获取，特别是低收入与中上、高收入国家的公平获取。这其中一个关键瓶颈是癌症药物的监管授权。全球癌症药物的监管授权主要由一些关键机构主导，特别是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但英国、MHRA、加拿大以及远东地区也有其他机构。有很多人试图调整这些监管程序，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喜忧参半。我们在项目轨道和其他形式的监管合作方面所做的工作是积极的，因为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现在正在相互商谈，并提出我们应该要求什么样的证据水平作为药物上市的审批条件。然而，这种不平衡目前仍旧在缓慢的增长中。癌症药物进入市场时，其实际效益、成本效益和在单个生态系统中的可负担性是否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呢？因此，在增加获得创新药物的机会，和实际制定监管路径以确保其提供负担得起的药物并带来有临床意义的获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关系，有待于进一步协调平衡。

 

Richard Sullivan教授：在我与癌症政策研究所和冲突与健康研究中心开展的工作背景下，我们过去的十年一直专注于卫生安全情报工作。当然，COVID-19对健康数据和政策制定方面是一个真正的警钟，特别是在大流行的早期阶段。我们组建了COVID-19和癌症工作组，来自世界各地的近59家主要癌症中心的数据信息共享，以了解COVID-19对癌症结果的影响，并观察感染性和临床护理路径。这也呈现了建立非常强大的数据信息系统的必要性。我们经常关注数据，但问题是仅有数据是不够的。您需要能够整理和适当分析数据，需要更好地确定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然后，您还需要及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以便他们可以及时做出反应和调整政策。因此，大数据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领域，甚至在癌症流行病学中，现在将各种数据形式，如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存活率、生活质量数据等整合在一起，是创建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影响政策制定的数据库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一直在尝试以更精细、更微妙的方式处理健康数据，以实际改变政策。为了达成这个预期，我们需要的是经过整理的数据和真实的数据库。

 

Richard Sullivan教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全球各地的卫生保健系统将面临新技术带来的巨大挑战，这些新技术不仅仅是药物，还包括外科手术、放射治疗和影像学等领域。所有这些新技术都将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在这种成本压力下，我们需要了解如何在跨越日益复杂的路径交付服务方面更加高效，并将这些服务整合到系统内。当然，越来越明显的是，我们需要自适应的卫生技术评估计划，以帮助政策制定者确定哪些技术适用于其背景。现在，这些可能不会达到英国国家临床卓越研究所的水平，但它们仍然可以帮助各国适应管理这些新技术，决定什么是可负担的，什么是成本效益的，什么是实际可行的，以及对公平性有利的技术，不会加剧某个国家发展的不均衡。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意味着要加强治理和关注卫生技术评估项目，更加关注卫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这些技术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这将需要在组织、国家、研究文化以及我们参与资金的方式方面进行真正的思考性变革，无论是国内资金还是双边发展资金。

 

Richard Sullivan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和盖伊综合癌症中心教授

国王学院癌症政策研究所所长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多个国际组织和政府的非传染性疾病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