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教授：我们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逸仙乳腺肿瘤医院是国内第一家专科设置完整、学科体系健全、院士领衔、学术水平较高的乳腺肿瘤专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的乳腺中心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乳腺科室之一，有300多张病床，年收治乳腺癌患者3000多例，服务了河南大多数乳腺癌患者，在诊疗方面十分优秀，但在学科建设和高端研究方面略显不足。我们两家医院通过签订“伴飞计划”，希望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两年来在方方面面的深度合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第一点是病历数据库的建设。我国大多数医院埋头救治病患，对于所治疗病例的管理记录却做得不够精细。完整的标准化电子病历库对建设高水平医院非常重要，可以有效的通过电子病历信息跟进患者，明确有效病历，进而实现总结、归纳和分析。我们建设了自己的数据库，每年都要对几千例乳腺癌患者诊治、随访，并详细记录，滚雪球一样做下来，目前已有了规模庞大、数据完整的三万多乳腺癌患者的数据库。我们可以随时来分析患者的年龄分布、治疗方式的改变趋势、用药方案组成、真实世界的疗效等，不仅为做临床科研提供大量数据，更可以用来指导不断提高临床水平。

第二点是双方学术交流的增强。我们两家医院每年固定组织学术会议，都会互相参加、学习，包括学术年会、MDT等，打造非常良好的学术合作氛围。

第三点是进修和科研的合作。我院在乳腺癌治疗上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乳腺外科的保乳和新辅助等，我院保乳比例全国第一，手术方法多样且精巧，全国许多肿瘤医院的医生都会前来进修；又比如个案管理师制度，河南省肿瘤医院先后派了几批个案管理师来进修学习，为科学化管理临床病例提供了许多帮助。另外，高水平的医院不仅仅要做好临床，更重要是要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为更多患者去提供疗效更好、国际领先的治疗的方案，所以我们在临床研究上也开展了不少合作。

第四点是人才的培养。比如有河南省肿瘤医院的博士会送到我们课题组做博士后，接受我院高水平科研环境的训练，培养兼顾两家医院所长的优秀人才。

刘强教授：“伴飞计划”的实施初衷是希望强强联合，做好乳腺癌规范化、标准化的治疗；疑难杂症的治疗和高精尖技术的研究三个方面的优势互补。我国的科研目前更多是模仿式的，真正的原创式的、从0到1的创新还是比较少的。因此，在未来，首先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工作去推进科研的进步，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院拿到了13项，包括2项重点项目，总体而言科研水平较强，希望能够带动兄弟单位一同发展。其次，我们希望能够更高频次的开展疑难病例的MDT讨论，解决临床需求。再次，我院的临床研究氛围相当好，每周的Journal Club对国际最新的重要文献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应如何展开研究，也希望通过基础转化研究的经验积累带动原创项目和临床研究的进步。

我想作为中国的医生，尤其是大学附属医院的相对高层次的医生，对自己的要求不应该只是完成日常的手术或治疗工作，而是更多的着眼于更前沿的、悬而未决的临床问题，并深入探索和突破，以此为我国的患者提供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更精准的治疗策略。

刘强教授：乳腺癌的去蒽环主要由欧美提出，因为欧美乳腺癌的中位发病年龄是64岁，很多患者发病时就已经七八十岁，本身就存在不同程度的心血管疾病，因此对如何减少蒽环的心脏毒性的需求比较大。我去年曾经做过一个题为《去蒽环热潮下的冷思考》的讲座，探讨我国患者是否应像欧美一样去蒽环。蒽环类药物自20世纪70年代成为乳腺癌的基石药物之一，至今已应用40多年，其疗效得到了许多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的验证，毋庸置疑。

目前无论HER2阳性还是HER2阴性的临床研究中，所有去蒽环方案的疗效并不优于含蒽环方案，部分研究疗效相当，心脏毒性更小一点。而相当一部分研究里，对中高危的患者去蒽环可能会影响疗效，比如ABC研究中是含蒽环与不含蒽环方案的DFS率相差不小，尤其对于三阴乳腺癌更是如此，若伴有淋巴结阳性，含蒽环与不含蒽环方案4年iDFS差别甚至高达10%以上。此外，中国患者使用蒽环的心脏毒性尚缺乏大规模研究，我院心血管医生曾在研究中发现我国肿瘤患者心脏病的发生率在很多癌种中与欧美相同，但在乳腺癌中却明显更低，原因就是我国乳腺癌患者发病年龄更低，心脏状况更好。所以，我们到底是否应该为了避免1%以下的心脏毒性而去承担增加2%～3%的复发风险是需要冷静思考的。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思量是否去蒽环，比如绝大多数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是临床2期以上的患者，风险往往较高，其中HER2阳性患者可以选择TCHP以豁免蒽环使用，但在今年的SG-BCC的投票中，若患者存在临床淋巴结阳性，仍有60%以上的专家支持类似的高危患者应该使用含蒽环方案。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患者，在心脏毒性较低的情况下，去蒽环是需要非常慎重的。